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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记者对比其他15家同样在2013年成立的基金公司发现，董事长人选多只更换过一次，或成立至今未变更。同期，督察长也至多仅有过3任变动。规模发展掉队依赖机构委外撑规模的确，股东和基金公司为了实现机构更快成长，针对不同阶段发展的需求，对高管人选的变更无可厚非。但过于频繁更迭也可能引起发展战略规划、投研团队、甚至是公司整体架构的大变动，这并不利于长远的积累和稳健发展。

然而对于石头科技，《红周刊》记者在梳理其招股说明书时发现，公司经营业绩虽然在报告期内增速迅猛，但独立性却很差，不仅在经营上明显依赖小米，且知识产权以及经营管理方面也缺乏独立性，资金方面更俨然是小米的“小金库”。对于这样一家在经营上缺乏少独立性的企业，能否顺利登陆科创板是存在很大悬念的。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生物制品药学部部长罗建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在未来几年可供公众选择的宫颈癌疫苗会越来越多。“具体国产疫苗上市的时间取决于企业研发速度，药品审评中心加强与企业就研发申报的沟通交流，考虑有没有进一步节省时间、将以往串联的方式改为并联的优化方式，共同推进疫苗尽快到达上市技术要求。”罗建辉说。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

美国“临界点”网站7月23日报道了《华尔街日报》这项关于苹果公司应用程序排名的调查。结果显示，不那么受欢迎的苹果应用程序的排名往往高于第三方竞争者提供的获得更好评估的软件。《华尔街日报》发现，苹果自己的应用软件在苹果应用商店中超过60%的基本搜索中排名第一，包括书籍和地图等类别，在这些类别中，苹果自己的产品远不如亚马逊和谷歌等竞争对手的产品受欢迎。

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局限“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简单可笑，有点儿像是一拍脑门而想出来的，不过事实上，这个政治理念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基本收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公平的原则，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生存困境。这样的理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托马斯·摩尔在《乌托邦》（Utopia）一书里指出，“世上一切惩罚都无法制止偷窃，如果偷窃是人们获得食物的唯一方式。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更能解决问题。”1776年，托马斯·杰佛逊提议政府向无产业者提供50英亩的土地，用于耕作。18世纪后叶，托马斯·佩恩提出了类似于基本收入的“基本租金”法，即政府向年满21岁时的每一个年轻人提供15英镑，用于他们去开启世界；而满50岁后，每人每年都可获得10英镑，用以安度晚年。19世纪末，当时活跃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提出类似观点，呼吁“不征税，人人享有养老金”。

杨安泽自诩的数学才能会帮助他在竞选之路上走多远呢？可以预料，在九月的第三轮辩论中，他会遇到真正的数学考试。100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夺人眼目而随意挑选的一个数字，很容易使人们想起2011年共和党的初选。当时自由主义者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提出了999方案，即9%的消费税，9%的个人税，9%的公司税，一时间成为媒体宠儿，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会疑问，为什么不是990美元或1100美元？而无论是从国家预算，还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这个疑问都难有答案。